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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片区-社区-街道三级议事会
2020-01-15 02:03
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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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拒绝“集体冷漠”?笔者在广州“幸福社区”创建试点单位走访中发现:组织居民开展高水平的社区自治,正是一些社区的成功尝试。

如果拿杏花社区和康城社区作对比,笔者发现,两个社区鼓励居民自治的结果最终“殊途同归”——以挖掘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潜力,尊重居民的主体性,实现“我的社区我做主”。

广州市民政局社区处处长李伟光说,在幸福社区创建中强调多元治理和多元参与,由政府行政力量主导的一元管理或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,向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转变,最终建立合作共治机制。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是提升社区自治能力,提高居民认同感、归属感的重要基础,也是创建幸福社区的关键。

根据第三方机构、广东省社工师联合会的评估数据显示,试点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平均值从中期预估的84.5%上升到末期的90.3%。

“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隔离在居民自治之外,其实他们也需要参与的舞台,关键是要给他们提供一个乐于参加的方式和有足够吸引力的内容。”梁自玉说。

诚然,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了解邻居,但是,至少从邻里关系的疏远这桩“小事”开始,到居民患上“社区冷漠症”,对参与社区事务缺少动力和热情,甚至塞起耳朵,对社区事务“集体冷漠”……一连串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,正影响着城镇化的根基。

“实在对不住各位,居委会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作为“小巷总理”,刘艳华所能做的是第一时间“认错”、“灭火”。

那天刘艳华憋着一肚子的苦水回到办公室,准备由居委会牵头,发动居民凑钱,请维修师傅对楼栋供水系统检修。有人却提醒她,“居委会来管钱,会不会引发质疑?如果居民怀疑居委会从中收好处费,又该怎么办?”

居民自治说起来抽象,但每位身在社区的居民,对自治是可感、可知的,摸起来是有温度的。因为正是居民有着需求,才会形成波澜,对社区自治起到“倒逼”作用。

李伟光表示,通过调动社区居民自我服务、自我管理的积极性,可以形成政府指导、居委会引导、居民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。如:海珠区琶洲街雅郡社区通过建立“四方联席会议理事会”(四方即社区居委会、物业公司、业主代表、家庭综合服务中心),畅通居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,大力培育社区领袖和社区“草根组织”,打破邻里隔阂,增强居民社区意识。萝岗区夏港街普晖社区通过建立居民代表、居民小组长、小区楼长三级议事平台,做到“小事居民商量办、大事政府负责办”,社区自治功能和作用得到充分体现。

居民“自治”不是“乱治”,如何引导好居民自治,政府和居委会都不能缺位。

杏花社区的刘艳华就表示,社区居民议事,也要讲究方法,这就需要政府和居委会来做好科学引导。不要因为议事,产生了更多的冲突和矛盾。

由于早期的购房入户政策,康城社区受到在广州打拼的外来中青年白领的青睐,社区的移民特征明显。康城社区义工队发现,面向中青年人的公益活动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方式。义工队在节假日或下班后举办两个“培训班”,分别由本地老人教外来的上班族说广州话,再请他们教老年人使用电脑。大家在互动中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,增进邻里关系。

数据显示,截至2012年底,广东城镇化率(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)预计达到67.3%,珠三角更达到83%,跨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。在“十二五”期间,全省城镇化率每年将提高0.8个百分点左右,2015年将达70%,继续稳居全国前列。

尽管康城社区义工队活动十分丰富,居民自治成果有目共睹,但是义工队发起人、80岁的梁自玉仍发现了问题。她说,在社区义工队200多名在册成员中,以老年人为主。很多年轻人、“上班族”对社区事务热情不高,有着客观的现实原因。他们要上学、上班,肯定不会把主要的时间、精力放在社区事务上。

去年10月,芳村大道几栋非物业管理的住宅楼突然毫无征兆地停水了。当时自来水公司并无停水计划,问题出在哪,居民们莫衷一是。几天没水用,大家骂声一片。当刘艳华被居民电话请到现场后,她便成了“众矢之的”。

康城社区居委会主任马占红介绍,8年前,康城社区刚建成起步的时候,出行并不像现在这样便利,那时连路过的出租车都比较少。于是社区里十几位有私家车的热心青年组成了一支“深夜抢救队”,为居民义务救急。孕妇夜间临产、居民突发疾病要去医院,只要打个电话,抢救队就尽快赶到。这是康城社区最早的一支居民公益团队,在社区多次立功。随着公共服务配套的完善,尽管现在很少有人需要他们帮忙了,但是一提起“深夜抢救队”的名号仍然有口皆碑。

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观念,在当今“陌生人社会”,正在被一代又一代淡忘。防盗门一关,就算同一层楼的住户也“老死不相往来”。

“你知道隔壁邻居叫什么名字吗?”“见过面,但名字就不知道了。”这样的回答能让不少人产生共鸣。

社区是城镇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,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,对城镇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连日来,笔者选取广州市创建“幸福社区”部分试点单位为样本开展调查,试图发掘社区改革的路径。从今天起,我们推出《广州探路“幸福社区”》系列报道,欢迎广大读者参与讨论。

时隔半年多,说起那次尴尬的经历,广州荔湾区冲口街杏花社区居委会主任刘艳华仍然记忆犹新。“那次我站在居民们面前,向大家鞠躬道歉,还听到有人在骂我,其实我也很冤,眼泪都流出来了。”她说。

据统计,广州市幸福社区创建试点社区共成立“四方联席会议”、“对对碰”社区论坛以及q群、微博等各类网络议事平台92个,参与居民近2万人次、议事367次。

社区里没有大事,民生却无小事。与杏花社区不同,广州天河区黄村街康城社区是封闭管理的物业小区;两者相同的是,都是居民的迫切需要,使社区自治得以快速发展。

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社区事务,也是老中青群体共同关心的问题。笔者在杏花社区了解到,他们的做法是,建立“片区-社区-街道”三级议事会,直接在居民家庭、社区凉亭、居民广场召开,居民在乐于接触的基础上也易于接触。通过议事会,居民反映的社区卫生环境、路灯照明、垃圾分类等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,社区事务的推行也能群策群力。议事会成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优质平台。

社区有着需要,居民具备条件,只要“化零为整”,居民便不再是“一盘散沙”。去年4月,康城社区居委会、广州市三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单位组织了100多位来自德国纽伦堡的参观者,到康城社区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活动。在社区广场上,居民手把手地教德国友人包粽子、包饺子,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。由居民组成的社区义工队举办起音乐交流活动,展示中国传统民乐。整个参观交流活动由居委会、社工、义工、居民共同组织,举办得十分成功。

“可不可以换个法子?”刘艳华自问。她想到了居民议事会,让居民们自己组织起来,共同确定维修方案和聘请的专业公司。“最关键的是,不能让居民成为冷眼的旁观者,要为他们提供参与的平台。”

她举例说,最近居民们看到社区草木遭到破坏,便决定召开议事会讨论对策。他们要求居委会公开社区视频监控设备记录下的画面,让破坏草木的人在全体居民面前曝光。居委会则认为,居民们的抱怨可以理解,但公开视频截图时应把当事人的面部进行模糊处理,毕竟大家的主要目的是产生警示作用,而不是为了让那些不文明的居民面子上感到难堪。

从去年10月开始,广州市在全市26个社区启动幸福社区创建试点;同时越秀区、海珠区等6个区(县级市)在各自范围内也安排了114个区(县级市)、街(镇)级创建试点社区。

但人之常情,刘艳华从心里感到莫大的委屈。“社区工作难做啊!居委会又不是万能的,不可能什么都知道,况且找人检修也需要时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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